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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8, 2020 1410 0 Bishop Robert Barron,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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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話語 為什麼我們不能作惡,即使善果會來

聖保祿寫給羅馬人的書信中的第三章有一段令人好奇和耐人尋味的段落,在這篇文章的背景下,這篇文章似乎幾乎被拋棄,但在過去的兩千年裏,它已經被證明是天主教道德神學的基石。保祿在回應他的一些批評者時說:“為什麼我們不去作惡,為得到善果呢?-有人說我們說過這樣的話(羅馬書 3:8)!人們可能會把保祿的一些複雜的陳述表述如下:我們永遠不能做惡,即使善果會來。

確實有真正邪惡的人,他們似乎樂於為了自己而作惡。亞裏士多德把他們稱為邪惡的,或者在極端的情況下,稱為“野獸般的”。但是,我們大多數做壞事的人通常可以通過乞求達到一個好的目的來為我們的行為找到一個理由。“我並不為我所做的事感到驕傲,”我可能會對自己說,“但至少它帶來了一些正面積極的後果。”但是教會在聖保祿的提示下,一直反對這種思維方式,正是因為它打開了道德混亂的大門。同時,它承認某些行為-奴役、通奸、對兒童的性虐待、直接殺害無辜者等-是“本質上的邪惡”-也就是說,到目前為止,很明顯不能通過訴諸動機、減輕情節或後果來證明正當。

但這一原則最近出現在我的腦海中,與其說是關於個人的道德行為,不如說是關於似乎指導了我們社會許多方面的道德假設。我可能會建議,1995年對辛普森的審判發生了徹底改變。我認為公平地說,絕大多數理性的人會同意辛普森犯下了他被指控的可怕罪行,但他由同樣社會階層的人組成的陪審團無罪釋放,並得到了我們社會大部分人的大力支持。我們如何解釋這個異常?在許多人看來,對O·J·辛普森的辯解是有道理的,因為它被認為有助於解決特別是洛杉磯警察局和全國各地的警察對非裔美國人進行種族貌相和迫害的巨大社會弊病。允許一個有罪的人自由,允許一個嚴重的不公正現象繼續得不到解決,至少是被容忍的,因為這似乎有助於取得更大的好處。

最近,我們的O·J·辛普森化的法律思想又極大程度的展現在喬治·佩爾樞機主教的悲慘案件中,再一次,鑒於指控的極端不可信性和完全缺乏任何確鑿的證據,有理智的人必然會得出結論,佩爾主教不應該被審判,更不應該被定罪。然而,佩爾被判有罪並被判處監禁,後來的上訴證實了原判。我們怎麼能解釋這種不連貫性呢?澳大利亞社會中的許多人理所當然地對神父虐待兒童以及教會當局的一些人隨後的掩蓋感到憤怒,他們認為監禁佩爾樞機主教將以某種方式解決這一首要問題。因此,再一次,違背了保祿的原則,做惡可能會帶來善果。

同樣的問題在對婦女的性侵犯方面也很明顯。在哈維·韋恩斯坦的情況和隨後的#我也是運動之後,沒有一個認真的人會懷疑許多婦女受到強權男人的不合理虐待,這種虐待是政治上的癌症。因此,為了達到解決這一問題的好處,男子有時在沒有調查或審判的情況下受到指控、騷擾、有效譴責。表明我在這裏沒有黨派之爭,我將提請大家注意布雷特·卡瓦諾法官和前副總統喬·拜登最近的待遇。這種想法似乎再次表明了,通常錯誤的認為在特定情況下為道德上不負責任的行為辯護是正確的。

這種道德後果主義在我們社會中的普遍存在是極其危險的,因為我們說邪惡可以因善而為,我們實際上否認有任何內在的邪惡行為,而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對我們道德體系的智力支持就會自動讓位。然後憤怒就來了。這一原則的一個很有啟發性的例子是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恐怖。由於(毫無疑問)18世紀法國貴族階級對窮人造成了極大的不公正,任何被認為是革命敵人的人都被掃地出門。如果無辜的人與有罪的人一起死亡,那就這樣吧-因為它為新社會的建設服務。我認為,毫不誇張地說,西方社會尚未完全從當時致命的後果主義所造成的道德混亂中恢複過來。

因此,即使我們合法地與我們這個時代的巨大社會罪惡作鬥爭,我們也必須記住保祿既簡單而又尖銳的原則:永遠不要作惡,即使善果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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