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釋放生命！

認識這位頗具人氣的 Google 演說者斯蒂芬妮 格雷 (Stephanie Gray)，她將分享她作為維護生命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和發聲者的經驗

我的父母都非常積極參與維護生命運動。我的媽媽，一名護士，在妊娠護理中心做義工。所以，小時候，當我媽媽在輔導的時候，我會玩那些胚胎模型和胡亂畫畫。當她去給她們作產後支援，我會和她一起到醫院去。我們還陪他們參加當地的會議、遊行和在墮胎診所的抗議活動。這奠定了我對墮胎的恐怖堅信不疑的基礎和大聲公開反對的需要。

在大學裡，我參加了一個維護生命的會議，在那裡美國演說者斯科特 克魯森多夫 (Scott Klusendorf) 教我們怎樣為維護生命作辯證；不僅是為什麼我們是維護生命，還包括如何以很有吸引力的表達方式使用科學和哲學，去說服那些跟我們不同信念的人。他的信息是多麼合理，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並且想教導別人。斯科特在那個週末說的話停留在我內：“全職做殺死嬰兒工作的人比全職做拯救他們工作的人還多。”

他舉辦了一個研習班，建議我們如何去支持自己，這樣我們才能全職為維護生命去工作。一旦當我們知道如何籌款，我們就成立了一個機構去派遣年輕全職工作人員和義工直接參與中學、大學甚至街頭的文化。

維護生命的信息非常重要，因為它支持社會的基本細胞——家庭。我們護衛我們當中最弱勢的群體——未出生的孩子、殘疾人和年老體弱的人——他們特別容易受到家庭破裂的危及。反過來，缺乏對年幼孩子、母親、婚姻和長者的尊重和支持會破損家庭的感情維繫。我們需要重建家庭，因為強壯堅固的家庭才能給予最脆弱者的支持和擁抱生命。

安樂死和協助自殺越來越容易被接受，這不足為奇，因為允許墮胎已經教導社會，一個需要你的人如防礙你的生活是可以犧性的。如果父母可以擺脫一個有需要的未出生孩子，他們的其他孩子可能當他們的父母年老時和有需要時，也許會以同樣的心態對待他們。

我們需要抨擊人的生命是問題和可以棄置的想法。當然，我們知道天主是仁慈的。無論我們做出什麼選擇，天主都可以拯救它們。當我們悔改時，天主賜予我們寛恕和治癒，但我們所做的選擇仍然會有後果。協助自殺和安樂死的日漸流行就是這一個認為殺死我們親人是没有問題的世代其中之一的惡果。

選擇生命的力量

維護生命的人經常被問及在因强姦或亂倫情況下懷孕而使用墮胎的問題。我們的第一反應是需要對性侵犯受害者給予同情和憐憫。我有幾個朋友就是這樣的受害者，我們必須承認他們是不公義、邪惡的受害者。沒有說話可以形容這種行為是多麼卑鄙，受害者需要得到同情和支援。但我們也需要問：“墮胎會將強姦受害人改變為沒有被強姦？它會除去已經發生的創傷嗎？”實際上，它不會。它不會拿走原本的創傷。那麼：“對一個無辜的孩子判處死刑公平嗎？”即使在那些死刑合法的地方，有罪的一方也不會受到這種後果。死刑的可能性是針對犯下謀殺罪行的人，而不是孤立的強姦案件。所以我們講論的是無辜的一方——未出生的孩子——要承擔後果，但有罪的一方卻不用。

那些遭受性侵犯但堅决要懷孕到產期的女性，分享她們的故事很有幫助。十二歲時，莉安娜 雷博萊多 (Lianna Rebolledo) 被綁架並遭到殘忍地強姦了好幾天。當醫生發現她懷孕時，他們建議她墮胎。值得注意的是，年幼的莉安娜對醫生提出了一個深奥的問題。她問：“如果我墮胎，會帶走所有可怕的感覺嗎？它會讓我感覺乾淨嗎？”這醫生必須從技術上回答，墮胎不會那樣做。莉安娜後來說：“我看不到理由。我所知道的是在我內有一個生命，這個生命需要我，而我需要她。”所以，她不僅繼續懷孕到足月，還撫養她的女兒。她基本上是和女兒一起長大的，女兒成了她最好的朋友。蓮娜講述在這非常黑暗的時刻選擇生命的力量，而還有很多其他故事也像那樣。

相比之下，我的朋友妮可 庫利 (Nicole Cooley) 在因強姦而懷孕後墮胎。她告訴我，“墮胎比強姦更難治癒，因為我選擇了墮胎，我沒有選擇強姦。”很多時由於強姦受害者受到如此大的創傷，他們不能因為他們在那個情況下做出的選擇而受到指責。但是我們這些沒有受到創傷而是幫助受害者的局外人，有責任為明智的行為發聲，而不是給他們壓力去墮胎，要引導他們作出不單為短期的，也要對長遠都是正確的决定。

人的定義

人的定義在墮胎辯論中是一個巨大的話題，並且經常與生命是在那時開始的爭議混合談論。“人”這個詞是一個科學問題，我們可以用生物學上的基因測試來確定。但是“人”的定義並不是一個科學話題。我會說這是一個哲學或法律術語，縱觀歷史，它的定義已經改變。曾經有些時間有些人不認為女性或黑人是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不將猶太人視為人。當一個在社會上有權勢的群體想要剝削或摒除另一個群體，他們被認為不是人而不公平地被拒絕基本人權，是因為一些不相關的外在特徵——種族、膚色、性別或年齡。

他們通常爭辯說，因為胚胎沒有大腦，所以受精時的胚胎不是“理性的、有知覺，或自我意識的”，因為理性，知覺，自我意識，是需要大腦這器官。胚胎的大腦在第四周(從受孕開始)已經發育成三個部分，甚至在出生後繼續發育。人類父母的胚胎在生物學上是人，如果你認為胚胎不是人，因為他/她不是理性的、沒有知覺或沒有自我意識的，這最終是由於他/她的年齡。

那麼，“人”的定義的論據應該以基於人為本，還是以年齡為基礎？如果我們說要以某一年齡為基礎，那跟說人的定義應該基於你的種族、膚色或性別又有可分別呢？這些都是描述我們的特質，但沒有為我們的生命權下定義。我們的生命權應該建立於為一個人，而不是我們的年齡。

談話的方式

一開始，當我學習維護生命的辯證時，一切都是關於邏輯和爭論的，這仍然是最基本的，但隨著年歲的過去，我遇到了許多人分享他們的痛苦——來自虐待家庭，來自極度貧困……我發現他們的經歷影響了他們對維護生命信息的接受。越多聽到他們親身經歷的痛苦故事，我越發意識到這不僅是一個邏輯的事情。這是關於真正聆聽從他們的角度並向他們深切地表達同情。甚至把邏輯擱置一旁並在他們的痛苦中與他們坐在一起，尋求諒解，就像聖方濟的祈禱說。

我越多這樣做，我就越願意把我們一直在討論的爭辯放在一旁就會說：“對於你所經歷的痛苦，我感到很難過。以你一個經歷過這樣痛苦的人想一個像我這樣的人去明白甚麼呢？”這會使人停下來想一想：“哦，我不知道。我想讓你明白什麼呢？”

我開始體會到這不僅是為了贏得爭論；這是關於贏得那個人，讓他們感覺到維護生命運動不僅是拿着一堆標語牌在站着。那些標語牌的背後，是關心人的人。我們關心在胎中的人，但我們也關心標語牌另一邊的人——可能會是大喊大叫和咒罵的憤怒的墮胎支持者。如果他們開始感覺到我們是關心他們，即使在他們很粗暴或嬲怒時我們也保持同情心，就是那個見證最終會有深遠的影響。多年來，我開始明白我們需要以堅強的頭腦和溫柔的心去裝備自己。這也是我事工的大前提，就是來自“愛釋放生命”。如果人經驗到真正的愛，那將釋放他們內在的生命並也在非常實際的層面上拯救到生命。

信仰的影響

我通常用非宗教論據從人權的角度去看待問題。如果我們相信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如果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有生命權，那麼那人有宗教信仰與否，可以用科學、哲學和人權說服他們未出生的孩子是人，因此擁有與你或我都有的相同的生命權。

話雖如此，對耶穌基督及其教會的信賴是我信仰的核心。讓我們忠於我們的造物主以及祂怎樣創造我們。想想一件漂亮的繡花圖畫。在背面，您只能看到一堆結。我們就是這樣；我們看到背面而不是整個大幅的圖像。信賴祂就能看到事物的全貌並服從衪的指引。

我很有福能在一個幸福的家庭中長大，父母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們教導我們信仰的教義，也幫助我們與基督和祂的教會建立一個個人的關係。當我一上了大學，關係就變得更深了，因為返聖堂與否成為我的選擇。靠著天主的恩寵，我繼續去為我任何的問題尋找答案。

這基礎對我維護生命的工作有所幫助，當我累了和想放棄，給予我堅定繼續前進。這不是關於我或某些人道主義的目標；它是為造物主在地上建立祂的國度。有靈性上的指引和支持，並得到聖事的滋養有助於我的工作結出果實。

Stephanie Gray is an international pro-life presenter from Vancouver, Canada. To know more about her visit: loveunleasheslif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