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释放生命！

认识这位颇具人气的 Google 演说者斯蒂芬妮 格雷 (Stephanie Gray) ，她将分享她作为维护生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发声者的经验

我的父母都非常积极参与维护生命运动。我的妈妈，一名护士，在妊娠护理中心做义工。所以，小时候，当我妈妈在辅导的时候，我会玩那些胚胎模型和胡乱画画。当她去给她们作产后支援，我会和她一起到医院去。我们还陪他们参加当地的会议、游行和在堕胎诊所的抗议活动。这奠定了我对堕胎的恐怖坚信不疑的基础和大声公开反对的需要。

在大学里，我参加了一个维护生命的会议，在那里美国演说者斯科特 克鲁森多夫 (Scott Klusendorf) 教我们怎样为维护生命作辩证；不仅是为什么我们是维护生命，还包括如何以很有吸引力的表达方式使用科学和哲学，去说服那些跟我们不同信念的人。他的信息是多么合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且想教导别人。斯科特在那个周末说的话停留在我内：“全职做杀死婴儿工作的人比全职做拯救他们工作的人还多。”

他举办了一个研习班，建议我们如何去支持自己，这样我们才能全职为维护生命去工作。一旦当我们知道如何筹款，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机构去派遣年轻全职工作人员和义工直接参与中学、大学甚至街头的文化。

维护生命的信息非常重要，因为它支持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我们护卫我们当中最弱势的群体——未出生的孩子、残疾人和年老体弱的人——他们特别容易受到家庭破裂的危及。反过来，缺乏对年幼孩子、母亲、婚姻和长者的尊重和支持会破损家庭的感情维系。我们需要重建家庭，因为强壮坚固的家庭才能给予最脆弱者的支持和拥抱生命。

安乐死和协助自杀越来越容易被接受，这不足为奇，因为允许堕胎已经教导社会，一个需要你的人如防碍你的生活是可以牺性的。如果父母可以摆脱一个有需要的未出生孩子，他们的其他孩子可能当他们的父母年老时和有需要时，也许会以同样的心态对待他们。

我们需要抨击人的生命是问题和可以弃置的想法。当然，我们知道天主是仁慈的。无论我们做出什么选择，天主都可以拯救它们。当我们悔改时，天主赐予我们寛恕和治愈，但我们所做的选择仍然会有后果。协助自杀和安乐死的日渐流行就是这一个认为杀死我们亲人是没有问题的世代其中之一的恶果。

选择生命的力量

维护生命的人经常被问及在因强奸或乱伦情况下怀孕而使用堕胎的问题。我们的第一反应是需要对性侵犯受害者给予同情和怜悯。我有几个朋友就是这样的受害者，我们必须承认他们是不公义、邪恶的受害者。没有说话可以形容这种行为是多么卑鄙，受害者需要得到同情和支援。但我们也需要问：“堕胎会将强奸受害人改变为没有被强奸？它会除去已经发生的创伤吗？”实际上，它不会。它不会拿走原本的创伤。那么：“对一个无辜的孩子判处死刑公平吗？”即使在那些死刑合法的地方，有罪的一方也不会受到这种后果。死刑的可能性是针对犯下谋杀罪行的人，而不是孤立的强奸案件。所以我们讲论的是无辜的一方——未出生的孩子——要承担后果，但有罪的一方却不用。

那些遭受性侵犯但坚决要怀孕到产期的女性，分享她们的故事很有帮助。十二岁时，莉安娜 雷博莱多 (Lianna Rebolledo) 被绑架并遭到残忍地强奸了好几天。当医生发现她怀孕时，他们建议她堕胎。值得注意的是，年幼的莉安娜对医生提出了一个深奥的问题。她问：“如果我堕胎，会带走所有可怕的感觉吗？它会让我感觉干净吗？”这医生必须从技术上回答，堕胎不会那样做。莉安娜后来说：“我看不到理由。我所知道的是在我内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需要我，而我需要她。”所以，她不仅继续怀孕到足月，还抚养她的女儿。她基本上是和女儿一起长大的，女儿成了她最好的朋友。莲娜讲述在这非常黑暗的时刻选择生命的力量，而还有很多其他故事也像那样。

相比之下，我的朋友妮可 库利 (Nicole Cooley) 在因强奸而怀孕后堕胎。她告诉我，“堕胎比强奸更难治愈，因为我选择了堕胎，我没有选择强奸。”很多时由于强奸受害者受到如此大的创伤，他们不能因为他们在那个情况下做出的选择而受到指责。但是我们这些没有受到创伤而是帮助受害者的局外人，有责任为明智的行为发声，而不是给他们压力去堕胎，要引导他们作出不单为短期的，也要对长远都是正确的决定。

人的定义

人的定义在堕胎辩论中是一个巨大的话题，并且经常与生命是在那时开始的争议混合谈论。“人”这个词是一个科学问题，我们可以用生物学上的基因测试来确定。但是“人”的定义并不是一个科学话题。我会说这是一个哲学或法律术语，纵观历史，它的定义已经改变。曾经有些时间有些人不认为女性或黑人是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不将犹太人视为人。当一个在社会上有权势的群体想要剥削或摒除另一个群体，他们被认为不是人而不公平地被拒绝基本人权，是因为一些不相关的外在特征——种族、肤色、性别或年龄。

他们通常争辩说，因为胚胎没有大脑，所以受精时的胚胎不是“理性的、有知觉，或自我意识的”，因为理性，知觉，自我意识，是需要大脑这器官。胚胎的大脑在第四周 (从受孕开始) 已经发育成三个部分，甚至在出生后继续发育。人类父母的胚胎在生物学上是人，如果你认为胚胎不是人，因为他/她不是理性的、没有知觉或没有自我意识的，这最终是由于他/她的年龄。

那么，“人”的定义的论据应该以基于人为本，还是以年龄为基础？如果我们说要以某一年龄为基础，那跟说人的定义应该基于你的种族、肤色或性别又有可分别呢？这些都是描述我们的特质，但没有为我们的生命权下定义。我们的生命权应该建立于为一个人，而不是我们的年龄。

谈话的方式

一开始，当我学习维护生命的辩证时，一切都是关于逻辑和争论的，这仍然是最基本的，但随着年岁的过去，我遇到了许多人分享他们的痛苦——来自虐待家庭，来自极度贫困……我发现他们的经历影响了他们对维护生命信息的接受。越多听到他们亲身经历的痛苦故事，我越发意识到这不仅是一个逻辑的事情。这是关于真正聆听从他们的角度并向他们深切地表达同情。甚至把逻辑搁置一旁并在他们的痛苦中与他们坐在一起，寻求谅解，就像圣方济的祈祷说。

我越多这样做，我就越愿意把我们一直在讨论的争辩放在一旁就会说：“对于你所经历的痛苦，我感到很难过。以你一个经历过这样痛苦的人想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去明白什么呢？”这会使人停下来想一想：“哦，我不知道。我想让你明白什么呢？”

我开始体会到这不仅是为了赢得争论；这是关于赢得那个人，让他们感觉到维护生命运动不仅是拿着一堆标语牌在站着。那些标语牌的背后，是关心人的人。我们关心在胎中的人，但我们也关心标语牌另一边的人——可能会是大喊大叫和咒骂的愤怒的堕胎支持者。如果他们开始感觉到我们是关心他们，即使在他们很粗暴或嬲怒时我们也保持同情心，就是那个见证最终会有深远的影响。多年来，我开始明白我们需要以坚强的头脑和温柔的心去装备自己。这也是我事工的大前提，就是来自“爱释放生命”。如果人经验到真正的爱，那将释放他们内在的生命并也在非常实际的层面上拯救到生命。

信仰的影响

我通常用非宗教论据从人权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如果我们相信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如果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生命权，那么那人有宗教信仰与否，可以用科学、哲学和人权说服他们未出生的孩子是人，因此拥有与你或我都有的相同的生命权。

话虽如此，对耶稣基督及其教会的信赖是我信仰的核心。让我们忠于我们的造物主以及祂怎样创造我们。想想一件漂亮的绣花图画。在背面，您只能看到一堆结。我们就是这样；我们看到背面而不是整个大幅的图像。信赖祂就能看到事物的全貌并服从衪的指引。

我很有福能在一个幸福的家庭中长大，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教导我们信仰的教义，也帮助我们与基督和祂的教会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当我一上了大学，关系就变得更深了，因为返圣堂与否成为我的选择。靠着天主的恩宠，我继续去为我任何的问题寻找答案。

这基础对我维护生命的工作有所帮助，当我累了和想放弃，给予我坚定继续前进。这不是关于我或某些人道主义的目标；它是为造物主在地上建立祂的国度。有灵性上的指引和支持，并得到圣事的滋养有助于我的工作结出果实。

Stephanie Gray is an international pro-life presenter from Vancouver, Canada. To know more about her visit: loveunleasheslife.com.